老医生把我的化验单递过来，轻轻敲了两下纸面，目光沉重地凝视了好一会儿，突然叹了口气。我今年五十八岁，已经与妻子冯淑兰分居五年，早已停止了夫妻生活。这时我的背部迅速渗出冷汗。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癌症，他没有回应，但让我下周带家属来。我手中紧握那张纸，神情紧张地走出诊室，走廊里的消毒水味刺鼻，我停在墙边等待，心中忐忑。没什么人注意到角落里，有人影一闪而过，我隐约认得那张脸，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社区的健康检查安排在老年活动中心，大厅里摆了几张长桌，血压计、听诊器和登记本一应俱全。前面是萧家富，看到我回头挤眉弄眼，告诉我他的血压比去年稳定。我对着他的笑脸，只随意嗯了一声，心里并没有心情闲聊。冯淑兰昨晚又很晚才回家，我关心地问她去了哪里，她说是广场舞队加练，但她身上完全没有汗，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却很明显。这种气味让我想起母亲住院时我在病房里守了四十天。

轮到我抽血时，小护士找了好一会儿血管，最后才扎进了一根。看着暗红色的血液流进试管，我忍不住回想起五年前做心脏支架手术时，也是抽这样的血。那时冯淑兰一直守在我床边，轻紧握住我的手，但后来医生说我恢复得好，她却把被褥搬到了小卧室，理由是我晚上打呼噜影响她休息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便开始了各自的夜晚。

等待结果时，萧家富再次凑过来，低声问冯淑兰最近在忙什么。据说他在市场见过她，瘦了不少。我简单回应，这段时间她忙着跳广场舞。就在这时，彭医生叫到了我的名字。我跟着他进了诊室。彭医生虽年纪大了，但依旧是社区的老面孔。他检查完化验单，沉默片刻后又叹了口气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一惊，忍不住问他情况如何，他支吾着说需要带家属来谈一些检查结果。我试图表现得镇定，说自己吃得好、睡得好。可他用那种父亲般的眼神看着我，似乎在警示我非得认真对待。

我从诊室里出来，给冯淑兰打了个电话，但她好像忙得很，最后只是发了条短信说在排练。在湿冷的十月风中，我的思绪越来越混乱。经过菜市场时，随意买了些五花肉和蒜苗，想着晚上给妻子做她爱吃的菜。回到家，屋内显得冷清。沙发上的茶几上放着一盒未拆封的棉签和一管碘伏。看到药店的标签，我心中疑惑，这些东西她买来要做什么？

我把肉放进厨房，回来的时候在沙发上发现了一张折叠的化验单，居然是市人民医院的。展开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“人乳头瘤病毒”，后面伴随的“阳性”让我毛骨悚然。我不懂这个病毒的具体意思，但“阳性”两个字如同重锤击打在我的心上。五年前我们开始分房，最近又是频繁晚归，身上这股消毒水的味道、茶几上的药品，一切都让我疑虑重重。正在此时，门口传来钥匙的声音，我急忙把那张化验单塞回沙发里。

冯淑兰提着一袋橘子走进来，满脸笑容地问我怎么了。虽然我的脸色憔悴，但我只是敷衍过去，解释说体检有些累。她听后似乎没有多想，直接进了厨房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没有提起化验单的事，冯淑兰也未询问我体检的结果。我们共进晚餐，气氛冷淡，各自吃着饭，筷声清脆却显得刺耳。看她吃得不多，我问她是不是胃口差。她却说中午在舞队那边吃过。我注意到她的左手腕上贴着医用胶布，下面还透出一块小淤青。她说是排练时扭了，她自己处理了。我没有拆穿，红花油的味道和碘伏的气息在我脑中交织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终于在玄关堵住了她，提出想要去医院检查。她听后神情明显变了。她匆忙在卧室换衣服，五六分钟后才出来。我们一同前往市医院，这里人山人海。她坐在候诊区等我，而我进药房后发现她却不见了，仔细找寻才看到她与一个医生在交谈。那个瘦高的医生我隐约觉得面熟，我却没有在此询问。我们的检查与抽血过程结束后，我注意到她神色凝重。